我的文学情结
人活到45岁也该算过了大半辈子了，细想自已的生活爱好，除了与朋友偶尔小聚，以酒为乐放松一下自已外，最大的爱好便是至今不忍丢下的业余写作了。在写作中体味生活，探讨人生也着实让自已收益菲浅。我的第一篇能登“大雅之堂”的习作是一首叫《思念》的小诗，记录了刚上贵师大读书时在病中思念母亲的游子心情，以真挚的感情意外地获得校友的共鸣，在全校的写作比赛中被评为二等奖。接着自己还被冠以《校园》墙报的编辑，在业余时间负责编刊出刊工作。这对于学物理专业的我已是一种荣幸，也让在文学知识上才疏学浅的我惶恐不安。形势迫使我陆续看了一些名着和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以免自已的无知招惹笑话。
一个在中学读书时代连作文都不知怎样写的人，上大学后居然成了校报的编辑，别人的不解也一度困惑了我。但冷静思考下来，还是思念母亲的拳拳真情激发了我的写作愿望。提到真情的不由流露，我就会想起在安龙二中读高二时教我们语文的卢云中老师。他在课堂上讲解白话文《窦娥冤》时完全进入了角色，在他忘我之时，我竟瞥见了他的裤门链都没有拉上。但他声情并茂，甚至是手舞足蹈、口沫四浅的讲解容不得我的思想开小差，我随着他的思绪领会了课文的主题，后按他的要求用现代汉语改写的《窦娥冤》居然获得了赏识，在班上由他当“范文”朗读。这可是从小读书以来害怕写作文的我首次在作文上得到的鼓励。或许是卢老师上课时不拘一切的真情演绎激发了我潜伏于心的文学爱好，我的写作情结也由此而生。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母校安龙二中，当上了一名物理老师。此时卢老师已经退休，但我的业余写作仍是热情高涨，利用兼任校团总支书记和班主任的时机办《校园》黑板报和《招堤小荷》油印报，带动了一帮爱好文学的师生。自已不仅在州报上发表了诗文，还把班上学生詹丹志的诗作推上了外省的刊物。一时间名声大噪，在当地只算二流学校的安龙二中也有了一个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现象。我亦有幸应邀参加县里的一些文化活动，结识了龙尚学、陈翰辉、张文林等当地文化名人前辈，相交了杨远康、罗华坤、贺登祥等文朋诗友，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我的文学情结不再是单一的写作了，更多的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学习社会历史知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也由此对人生有了更加积极的认识和正确的探讨。
至今回想起来，在安龙生活的最美好记忆，就是与他们的相知相识。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缘于对文化、文学和人生的热爱，大家在交往中自然形成了一个有暇就扎堆的“圈子”，即当时颇谓时髦的“文化沙龙”。逢周末或节假日就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没有现在手机的即时邀约，但一个来了另一个也就到了。大家在一起交流写作体会，摆谈安龙人文历史，畅叙人生理想和抱负，其乐融融，互为启迪，我的人生观念也由此逐步形成。当然大家相聚时也非正襟危座，薄酒一盅，淡茶一杯，甚至连半路捡来的笑话也是少不了的互享内容。记得龙尚学老师发起的成语接龙酒令就很有意思，让人在饮酒的同时就温习了成语。你一句“一心一意”，他一句“意气风发”，我一句“发扬光大”……煞是精彩，接不下的就该罚酒了。这比时下的“斗地主”更有一番文化的品味。
当年也正是我们这些人是《绿海》杂志的编辑，所办的《绿海》还是全省县级刊杂中最有影响的，连省外的作者都有投稿。我们常为此感到自豪，也觉得人生充实了许多。在我们的文学圈中，当时远康还在洒雨区中学任教，登祥在兴隆镇任职，华坤与我都同在安龙二中教书，几乎一到周末就聚在一起，或陋室小坐或招堤上漫步，一同交流各自的人生体验和心得，互评对方的文学作品和构思。只要圈中的人又有作品发表，自己就会暗暗努力争取迎头赶上。远康兄更是一个有心人，他把我们当年发表的作品都汇总在一起剪贴成册，至今还保存完好。人生路上，朋友间的这种激励和鞭策是最为宝贵的。如果时光可以回放的话，想必招堤荷畔的缕缕清香也记录着我们当年的激情和向往……
在我们的文学圈中，尚学、翰辉二老都是省内知名的史学专家，他俩潜心为安龙修志十年，对安龙的人文历史了如指掌，娓娓道来就串如珠玑，仿佛一幅安龙的历史画面就生动地展示在眼前。尚学老师搞过行政，对世态有入木三分的见解，不趋名利的选择铸就了他的史学成就。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形象——忧天不怨人，善言不投机，宽容不咎责。这些都是值得我推祟和学习的好品格。
文林老师是全县自学成才的楷模，成名之前走过了一段艰辛的人生。由于家庭出身的关系，安龙解放后他没能继续求学，为了生存，初中一毕业就当上了泥水工。但天性好学的他竟能在知识的海洋中忘掉现实的困顿和世俗的冷暖，一直坚持自学，最终取得函授的大专文凭。从乡村民办老师做起，直至落实政策后当上了省重点中学——安龙一中的骨干语文老师。他特殊的经历，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佩服。我有幸在文化馆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他认识，并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那时他己是我父辈的年龄，他乐观豁达的心态缩小了我们间的距离。他常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年轻人好学上进，也能包容年轻人的个性和不足，并予以循循的诱导。与他在一起时，他就鼓励我多看多想多写，并列举许多生活的事例，分析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文林老师除了和蔼可亲、乐观向上外，还有一颗难得的童心。他教会了我划拳，大家相聚时他要“走”上一转。然后趁着酒意说心里话，其中少不了勉励的言词，他的用苦良心可想而知。记得一天晚上与华坤散步北门坡到了他一中的住处，刚一进门电就停了。他老一句“贵客一到就开烛光酒会”的话把大家都逗来了兴趣，他点亮一棵蜡烛，搬来一张条凳，上面酒碗一摆，我们就一边品酒，一边畅谈人生了。
翰辉老师是尚学老师修志的老搭档，一生笃学厚道，为人真诚，讲求原则，做事低调，不屑与投机异已者为伍。从安龙到贵阳复又回到安龙工作，把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在故乡的热土上。他严谨的治学作风一如他的做人，不阿谀奉承于人，却又真诚地善待身边的人和事。他看不惯生活中怪异的灯红酒绿，竟然请辞了县文化局局长的头衔。他常自诩要做安龙最后一个“士大夫”，不可因世俗的斑剥毁了一个文人应有的名节！他注重安龙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退休后还奔波于贵阳安龙两地，为县政府当顾问，为安龙的文化旅游开发献言出策。想必“荷都安龙”永远牵系着他的故乡情结！他一篇篇情感真挚、历史文化底蕴厚重、言词精美的散文只要见诸报端，便成我等文学爱好者争相捧读的精神食粮。读翰辉老师的文章要一字一品，句句饱含着真情和人生的哲理，像品尝了一杯陈年老窖的醇香……让人在回味中久久不忘，在不忘中铭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而欣然认同。
远康兄告诉我，在我人生逆难之际，翰辉老师曾为我痛惜不堪，竟当着众人号啕大哭，为我点亮了祈祷的“七星灯”……此事已过去十九年了，但这盏“七星灯”闪烁的善良、真诚和人性的光辉仍照亮着我的心空！我永远也忘不了翰辉老师的教悔和关爱，在生活中做好人学好文，我相信这是翰辉老师的心愿，也是我继续努力的方向。
翰辉老师常说，安龙是一个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从古至今该有文化的命脉，万万不可断在我们的手上。当年我们那个“文化沙龙”圈子的人除华坤改行从政于安龙外，其他的已陆续离开了安龙。在兴义的登祥己当上了州委常委、副州长，远康兄作为一公司的老总仍笔耕不断，己出版七本个人文学作品专集，当选为中国水利作协的副主席。我呢，则在回归社会历经了造林、挖煤、制药的打工经历后凑齐费用，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获全省第七届“新长征” 职工文艺创作二等奖后加入了省作协，去年又出版了第二本文学作品集，两首诗歌还上了国家级刊物《十月》杂志。虽然我在业余写作上也算小有了成果，但较之远康兄尚差一大截，更不敢与翰辉、尚学等老师比学问了。从他们的身上不仅是学其知识和学问，更值得学的是他们做人的真诚、人生的感悟和治学的严谨。
可以说，我的文学写作情结源自于真情的感染、真诚做人的教悔和人生的真实体验。在安龙生活和工作的那几年，我感谢命运的青睐，让我结识到了良师和益友。他们的教诲、鼓励和关爱，助我走过了岁月的风雨，也让我有了人生的取舍和写作的源泉。其实为人之道就是为文之道，人生就是一部书，用真情讴歌真善美和人性的光辉，人生就有了价值，文学就有了价值！况且写作的过程也是提炼生活、探索人生、不断学习进取的过程，我愿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身在当今讲求经济和物质享受的社会，我常在恐慌中怀念过去。想必一个人乃至社会总得需要文化和思想的支撑。但愿我们当年的“文学圈”是故乡热土的一种造化，也希望这种造化能够在故乡的热土上继往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