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

“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

　　考察宋代的政治变革,或许可以从深刻影响这一时代的“祖宗之法”谈起。“祖宗之法”是宋人口中、笔下经常出现的提法，小编在这里整理了相关知识，快来学习学习吧!

　　“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

　　所谓“祖宗之法”,无法逐一历数。就通常被肯定的方面而言,主要有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对于后妃、宗室、外戚、宦官的限制,以及对于士大夫言事者的信用与宽舒,等等;就其负面内容而言,主要有“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总体政策造成的国势不振,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方针带来的效率低下,以及对于喜事兴功的戒惕,等等。其中,有豁朗开明之处,也有因循保守的方面;有理性务实的措施,也有荒.唐混淆的做法。而在今人眼中相互矛盾的这些表象,若就宋代政治实践而言,却都建立于“专务以矫失为得”(卷12,《法度总论二》)的原则基础之上,共同渗透出宋人意识中的“防弊”精神。“防弊”的针对性堪称具体,但缺乏远见卓识与应变机制。在这一体制长期运转过程中养育出来的习熟政务、舒卷有致的官僚受到倚重,而真正以天下为己任、气魄器局不凡的政治改革家则往往受到疑忌掣肘。

　　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卷128,《本朝二·法制》),以制度的平缓调适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纤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因而难免“因循”之讥;另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且调整更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宋代的防弊之政,并非彻底封闭内缩。防弊是以具体制度作为载体实施的。即以防范“壅塞”为例,转对、轮对、召对等面奏方式,增多了君臣间直接沟通的途径;从中央到地方之政绩考察渠道、社情民意搜集途径的拓展,内外信息交流的频繁以及一定程度的公开,增加了士大夫的参政议政机会。伴随这些举措而来的,事实上是走向开放。在士大夫们积极参与设计更革之下,设官分职体制中趋向理性化、规范化的主旨较为充分地显现出来。在政务运作方面,条规严密、易操作可把握的制度程序;人事举选方面,“以程文为去留”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常调选任原则;财务审计、鞫谳分司、磨勘复核等各项事务中浸透的制衡精神;文牍档案材料的完备,技术性实施手段的绵密;士大夫们对于行政运作程序及其内容的密切关注,对于各环节人为因素干扰之警惕……凡此种.种,体现出官僚政治运行中防范弊端的自觉程度,也成就了制度趋于完善的过程。事实上,宋代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的达成正是政治开放度大为增加的结果。官僚政体取代此前的贵族政体,其优越性即主要体现在士大夫阶层政治参与度的扩大上。这种参与度的扩大,不仅造就了士大夫阶层本身,更重要的是给宋代政治增添了活力,进而给宋代社会增添了进步的动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改革”通常是指那些具有转折意义、牵动意义的重要事件;推动者一般比较自觉,具有明确的对象与目标。而且,毋庸讳言,改革通常是有官方支持作为动力的;即便是来自底层的自发更革,也需要上层的赞许与因势利导才能得以光大。相对而言，基层、个体、局部的创新则可能是频繁多发而被视为自然的。任何朝代中,重大的改革毕竟为数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作为特例出现并且被记载下来。而渐进的调整、创新乃至日常的衍化则可能发生于各个角落,或体现为持续不断的变化。突变的带动与渐变的累积,构成为相辅相成的演变内容;惹眼的改革事件,寻常的政治生态,共同塑就了一个时期的面貌格局。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是这样,从社会变迁的情形看也是类似,即便是在学术界热谈的“唐宋变革”阶段中,实际上亦是如此。

　　朱熹在回答学生提问时,曾经分析过赵宋开国初期的“大纲”与“节目”问题:

　　或言“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卷127,《本朝一·太祖朝》)

　　在朱熹看来,兴弊拯坠是综合性的事业,其中关键首先在于“大纲”的更革;而“节目”则要有所因循,逐渐调整———“此方是英雄手段”。这种区分轻重缓急的错落更迭,是宋初统治者们有效稳定局势的重要原因。

　　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所谓“保守”、“创新”,在宋人心目中并未赋予特别的褒贬意涵。在当时,保守多指保持守护,“保守祖宗基业”、“保守天下”是宋真宗以来影响颇深的政治出发点。而创新则在许多情况下背负着新建事项、开辟兴造之语义,有时会是警惕的对象。但这并不是说,宋代历史上缺乏创新之举,相反,面向实际而不图功利的基本氛围,酝酿出了层出不穷且影响久远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技术。对于循守前规带来的“因循之弊”,宋代士大夫的批评不绝于耳。像吴奎有关“朝廷之过,常在乎无事之时因循而不为,有事之后颠沛而失错”(卷171,《皇佑三年八月已卯条》)的说法,周必大等人对于“稍革因循之弊”(卷134,《条具弊事(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的呼吁,都为人所熟知。宋人也时而称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的认为:“新者精神之谓也” (卷1,《奏疏·都官郎官上殿札子》);有的强调:“天下旧而不复新,则其事业有所断而不复续” (卷8,《进策五道·臣事下》)。勉力通过变法改革来扭转“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卷41,《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者,则有北宋中期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人。

　　文化与社会知识

　　1、文化是什么

　　(1)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

　　“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

　　(2)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纯粹“自然”的东西不能称为文化。有了人类社会才有文化，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实践是文化的源泉)

　　(3)一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

　　每个人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体验，特别是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接受知识文化教育而逐步培养出来的。

　　(4)人们的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活动，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

　　2、文化的力量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注意：影响有好有坏)，不仅表现在个人的成长历程中，而且表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中。

　　先进的、健康的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反动的、腐朽没落的文化则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阻碍作用。

　　3、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1)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

　　(2)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

　　不同民族的文化，影响不同民族和国家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不同性质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同。(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4、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

　　在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推动经济建设，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各种高素质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越来越重要。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5、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

　　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人们为了参与政治生活，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

　　文化与国际政治相互交融，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世界范围内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斗争，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6、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7、中国如何应对文化发展上面临的严峻挑战?(从文化角度分析)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为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