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是春秋时期依法治国的杰出政治家

子产是春秋时期依法治国的杰出政治家

　　子产(?—前522)，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春秋时郑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出身贵族，是郑穆公的孙子，子国的儿子。因公子之子称公孙，所以又称公孙侨。小编在这里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您。

　　子产:春秋时期依法治国的杰出政治家

　　一、众怒难犯 专欲难成

　　子产学识广博，才能卓著，年轻时就显露出才华和见识。郑简公元年(前565年)，他的父亲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获得大胜。郑国人张灯结彩地庆祝，子国更是居功自傲，兴奋异常。这时还是少年的子产却另有看法。他认为这样会得罪两个强大的邻国楚国和晋国，今后郑国就会难以安宁了。他父亲听了很生气，认为是孩童的胡说，然而事实证明子产的看法完全正确，还不到一年，晋国与楚国果然接连出兵郑国。

　　特别能表现子产才能的是他面对突发事件能果断应对。据《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当年在郑国发生了政变。一批人闯入宫廷后，杀死了掌权的三个公子——子驷、子国和子耳，并且把国君郑简公绑架在北宫。

　　子产得知国君被绑架，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愤怒。他尽管很年轻，但是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悲痛和愤怒的情绪中，他镇定自若，果断地采取措施：“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这意思是：派人把守门户，配齐官员，关闭仓库，慎重收藏，做好防守的各项准备。然后他才带领一些人赶到了北宫，与那批闯入的人进行战斗，这时有的大臣也带着人马赶来支援。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很快就平息了这场暴乱。年轻的子产在这场政变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处乱不惊的政治家风范。

　　在暴乱平定以后，贵族公子子孔乘机接管了子驷等人的权力(代国君执政)。他为了稳固地位，让群臣服从，就擅自制定盟约，要求官员遵行。他的这一做法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

　　子孔恼怒异常，他决定用强硬的手段来压服，以此树立威信。这时子产赶来了，劝他赶快废除盟约，以缓和大家的情绪。子孔一听，就更生气了。

　　子产对子孔说：“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这意思是说：众人的愤怒是难以触犯的，为了个人的私欲而伤害大家利益的事情是难以办成的。

　　子孔最终接受了意见，他当众烧毁了盟约，平息了人们的愤怒情绪。

　　可见子产虽然年轻，但很注重人们的情绪。他说的“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就是对子孔一意孤行的警告。这一警告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办什么事都应该要注意群众的情绪，重视群众的利益，不要与大众对立，不能只顾个人的私利。

　　子产的见识还表现在用人上，有一次，子产听说执政者子皮要派尹何去担任一个重要地方的县令，就专门去见子皮。他问子皮：“尹何太年轻，担任这职务行不行呢?”

　　子皮回答说：“没问题。尹何为人老实，我很喜欢他。他去做县令，不会背叛我。至于能不能管理好地方，那并不重要，让他干起来以后，再学习吧。”

　　子产却连连摇头说：“不行，您既然喜欢一个人，就总应当对他有利呀。现在您派他去主持一个县的工作，就好像让一个不会用刀的人，偏要他去宰杀牲口一样，反而会使他受伤的。您喜欢他，却让他受伤，那谁还希望得到您的喜爱呢?”

　　子皮听了，没有反驳。子产接着又说道：“我想，如果您家里有漂亮的锦缎，您决不会拿出来，随便让人去学剪裁的!担任职务的官员是庇护老百姓的，哪能随便委派人呢?这不是重视锦缎的程度超过了委派官员的工作么?我只听说过先经过学习培训再去从政的，还没有听说过先主持政务，再来学习从政的。您如果一定要这么做，那就必然会带来损害。这就如同打猎一样，熟悉射箭、驾车的，就能顺利地获得猎物;若是根本没驾过车、射过箭，哪能打猎呢?他心里只会害怕翻车被压，哪有心思去打猎呢?”

　　子产说得很诚恳，子皮听了以后，很受感动。他对子产说：“你说得好啊，你看得比我远，我听你的。”

　　子皮接受了子产的忠告，改派另外的有从政经验的人担任了县令。

　　这件事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典故叫做“操刀伤锦”，它很好地说明了子产在用人方面的慎重，不能单凭自己的好恶和印象来选人，来提拔人。而应该用那些有实践经验，有从政本领，能为百姓办事的人。

　　也正因为在实践活动中子产表现出卓越的才能，所以在郑简公二十三年(前543年)，执政的子皮就让子产代替自己来领导郑国。这样，子产就登上了郑国的政坛。

　　二、稳定大局 推行改革

　　子产执政的年代，正是“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他所生活的郑国，夹在两大强国晋国和楚国之间，战乱频频，纷争不断，国外受到大国的逼迫;而国内大族多而斗争激烈，国家常受到大族干政的威胁，真可谓“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子产当政时面临着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艰难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子产首先是稳定大局，然后推行改革。子产刚执政时，曾经派贵族伯石去为国家办一件事。没想到伯石竟然提出条件，要求先答应他以土地作为报偿才去。子产就同意了，他采取“以进为退”的方法，赐给他土地，以满足他的欲望，避免发生动乱。在暂时安抚了大族之后，他很快就在国内推行改革。改革的内容很多，主要的有三项：

　　第一项是“作封洫”，这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沟。“作封洫”的目的，就是清查田亩。当时井田制已经破坏，原来的公田不但被贵族占有，而且农民的私有田地，有的也被他们掠夺，广大人民非常不满。“作封洫”就是清查全国土地，划定田界，疏通沟渠。对多占土地的没收其多占的部分，对土地不足的补足一夫百亩的基本数字。在这同时，实行“庐井有伍”的制度，“庐井”即乡邑，“伍”即五家为伍。用这制度把居民组织起来。这项改革承认了土地私有权，并对私田按田亩数量征税，同时进行了水利渠道的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项改革是“作丘赋”，这是军事方面的改革。“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区，那里的人地位低下，没有做甲士的资格，所以没有负担兵役与军备。鲁昭公四年(前538年)，子产实行“作丘赋”的改革，以丘(一丘十六井，每井合九百亩)作为征收军赋的单位。这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人各按所耕田亩的数量分摊。“作丘赋”对郑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军赋的收入，壮大了国家的军事力量。而对那里的人来说，虽然增加了些负担，但是土地私有权得到承认，而且取得了作甲士的资格，提高了地位。

　　第三项改革是“铸刑书”，这是法律方面的改革。子产把郑国改革后建立起来的新制度，用法律条文记录下来，并把它公布于众，让人们遵守。他是我国第一位将刑律公布于众的人。

　　此前，各国治理国家主要依靠“礼”“乐”，对罪与非罪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一切权力都由贵族垄断。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力量反对旧权力，主张公开有关法律，以维护经商的自由、维护私人财产的权益。另外，从春秋开始已“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已非“礼治”所能奏效。子产面对现实，他意识必须寻求新的方法，即以法治国。这就是要用法律作为武器来治理国家。于是他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于前536年将修订后成文的法规公诸于世，这就是著名的“铸刑鼎”事件。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三月，郑人铸《刑书》。”就是说郑国人将《刑书》，也就是法律铸在铜鼎之上，昭告国人，把它作为国家的常法。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的成文法典，这一举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体现了子产以法治国的方略。

　　以前，贵族在法律上是享有特权的，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律是秘密的，根本就不让平民百姓知道。这样，贵族当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刑法的约束。而对百姓的量刑也就由他们随意而定，无统一标准可言。过去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法。子产铸刑书以后，法与非法的界限清晰可见，国家量刑定罪有了公开统一的标准，谁也不能再随意定刑。法律便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这样平民百姓跟贵族相对来说享受了同等的权利，他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而贵族的一项重要特权便被取消了，因而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

　　据《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那年郑国发生严重旱灾，便派屠击等三位大夫去祭祀桑山，他们没祈到雨，却擅自砍伐树木，毁坏了山林。子产得知后十分生气，他认为祭山本应该涵养山林，这样滥伐林木，必须治罪，于是下令剥夺了屠击等三人的官爵和封邑。打破了那种“刑不上大夫”的惯例。

　　子产推行这些改革措施，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不仅上层贵族强烈抵制，一些平民百姓一时也不理解，各种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甚至晋国很有声望的官员叔向也因为“铸刑书”而写信责难子产。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流言和压力，子产态度非常坚定。《左传·昭公四年》记载，他大义凛然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并引用诗句说：“‘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他也写信答复叔向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意思是：我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但我是为了拯救这个社会。正是这种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的坚强意志，使子产坚定地推行各项改革，而毫不动摇。

　　子产虽然坚持改革，态度坚定，但并不一意孤行，听不得意见，他对反对的意见也很宽容，只要你说得对，他就采纳;你说得不对，他也绝对不以势压人，给以惩处。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郑国的乡间，有一种叫“乡校”的组织。它是乡村中的公共场所，人们也常常到那儿游玩和聚会。人们聚在一起，往往就议论起国家大事，评说当权者的得失，有的还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这就引起了一些官员的反感。在他们看来平民百姓怎么能随意评说政府，指责官员呢?

　　有一位叫然明的大夫便向子产反映情况，并建议说：“干脆把乡校废了吧!”

　　子产很是惊讶，脸色一下就变了，他说：“为什么呢?人们早晚没事的时候，到那里玩一玩，聚一聚，议论国家的政事，有什么不好呢?”他看了看然明，接着说：“他们不过是议论议论嘛!他们认为好的，所称赞的事情，我们就推行它;他们所厌恶的，我们就改掉它。(原文是‘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这是我们的老师呀，为什么要废掉乡校呢?我只听说过：用忠和善能减少人们的怨恨，没听说过作威作福能消除人们的怨恨啊!凭着权势禁止人们议论，就像防止河水泛滥一样，到头来大水一旦冲垮了堤坝，伤人就会更多，就没法挽救。那还不如开个小口子，让水慢慢地流走，所以不如平日听取他们的议论，并把它当成苦口的良药吧!”

　　三、政如农工 日夜思之

　　子产执政后工作勤奋，兢兢业业，在内政外交上都很谨慎，并且十分注意发挥人才的作用。譬如他在做出外交决策时，一般是先向熟悉各国情况的公孙挥征求意见，再同善于出谋划策的裨谌一起研究，同时在了解一些民意后，还要请善于判断的冯简子加以决断，最后再派擅长外交的游吉去办外交。在起草政策法令时，也是多次与专家研讨，听取民间反映后才出台。他总是很认真地办好每一件事。

　　有一次，他的继任者子太叔向他询问政事，子产就给他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这话的意思是：处理政事就好像干农活，白天黑夜都要思考。既要想着它的开始，又要想着取得什么结果。早晨晚上都按照想好了的去做，所做的不超过所想的，就好像田地有边界一样，这样过错就会少得多了。这里子产用了一个浅显的比喻，却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执政如同种地，执政者就像那辛勤的农夫一样，要有周全的考虑，要按计划去行动。

　　到了晚年，有一次子产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的病情难以好转，于是很诚恳地对继承人子太叔说：“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我死之后，你必然执政。只有德行很高的人，才能用宽大的政策使百姓服从;德行稍差的人就不如采取严厉的政策。这就好比水火一样，火势猛烈，人们远远望见它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被烈火烧死;而水性显得柔弱，人们就常常轻视它，而在水中嬉戏，结果被水淹死的就比较多，所以实行宽大的政策就比较难。”

　　子产病了几个月后，就去世了，子太叔开始在郑国执政。他不忍心过于严厉，便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他认为宽大的政策总比严厉的要好。没想到的是子太叔执政的时间不长，结果却大出所料。郑国的盗贼多了起来，而且还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各个地方纷纷告急。

　　子太叔非常后悔，他对人说：“我要是早按照子产的话去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他决定马上改变政策，派兵围剿那些盗贼，情况才有所改变。

　　孔子听到这情况后，很有感慨地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这话的意思是说，政策要是太宽大了，人们就会轻视、怠慢，这样就必须用严厉的政策、措施来纠正。可是政策太严厉了，人们就有可能受到一些伤害，这样又需要实行宽大的政策。总之用宽大辅之以严厉，用严厉辅之以宽大，政事才能得到调和。孔子的赞叹正说明子产“宽猛相济”的治国方法是很讲究实际的，也是很符合辩证法的。

　　子产在郑国执政20多年，推行了全面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这些话的意思是：子产执政一年，游手好闲的人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肩扛着重物，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两年以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不预定高价了。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以后，农民下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了。五年以后，士人无需再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地举行丧礼。这形象地说明了子产的政绩。

　　据《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子产推行改革之时，一些人曾经很不理解，不仅反对，而且还咒骂过子产，当时就流传着一首歌瑶：“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这歌的大意思是：计算我的家产而收财物税，丈量我的耕地而征收田亩税。谁要杀死子产，我来参加，我来帮助!

　　三年以后，郑国人又唱起了另一首歌：“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这歌的大意是：我有子女，是子产教育的;我有土地，是子产开辟的。子产死了，谁来继位?

　　子产去世的时候，郑国人悲痛异常。青壮年人痛哭失声，老年人像孩童一样地哭泣，他们都说：“子产离开我们走了，老百姓将来依靠谁啊!”大家都由衷地怀念他，赞颂他。

　　对子产，孔子是非常崇敬的。《论语·公冶长第五》中说：“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评价子产说：“(子产)有四种君子的品德：他自己的行为谦逊庄重，事奉上级严肃而谨慎，他养护人民有恩惠，役使人民符合正义、符合情理。”

　　这段话是孔子对子产的评论，是赞扬他的为政之道和君子之风。子产在治理国家中能很好地处理对自己、对上级、对百姓的各种关系，使各种关系都很和谐。无怪乎清代历史学家王源赞颂他为“春秋第一人”

　　子产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思想家、改革家。他的政治活动，他的改革成果自然只属于郑国，只属于他那个时代，而他的创新精神，他以法治国的方略，他的关注民生的态度和惠民的政策就不只是影响于春秋时期，而且长期影响于后代。在我们坚持改革、依法治国的今天仍然很有着借鉴的意义。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08期

　　作者：伍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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