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根扎在故乡的土地上
故乡在我的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是一年一年吃不饱的日月，是一次又一次渴死牛羊的大旱。我的故乡并不美，那羊肠般细瘦的盘山小道，那月娃子皮肤样瘠薄的山地，那光秃秃的山梁，还有那被太阳晒焦晒黑的一张张面孔……可是，在我的心目中，故乡永远美好，俗话说：“儿不嫌娘丑”，我热爱我的故乡，那山、那人、那苦涩的咸水那一截短短的矮墙头，都有一股无法割舍的情愫在心头萦绕。故乡是一块特别贫穷的地方。山连山、山套山，黄褐褐灰蒙蒙，望不见一棵绿树，连茅茅草都长不高，透着亘古的荒凉。梁岭上，沟壑遍布，干干的沟常年却不见水流，沟底沟坡蒙着一层白白的碱，让人一看疑心是六月天落了雪。沟半坡羊不能到人不能到的地方长着几绺冰草，昭示着一份顽强和坚韧。山里最稀见的是下雨，那份凉爽、那份润泽会让整座山梁喜得发狂，山里人就那么光着头甚或光着上身在雨里淋。牲口也高兴得在山梁上尥蹶子。山里人最常见的是一场接一场的大旱，山地里的禾苗焦了，道边的大树落叶纷纷，旱了一月又一月，泉枯河干，连饮牛饮羊的水都没了，牛羊们的叫声象在哭。愣大的太阳，仿佛烧红的铜盆扣在天上，一股一股喷吐着灼人的火焰，黄土道上的浮土一寸厚了，赤脚踩上去，钻心地烫。大旱之后是大饥之年，这成了上天赏赐给山里人的定律，庄稼颗粒无收，山坡上的野草铲了一茬又一茬，饿秕的肚皮还是填补饱。
同一丛旱不死的冰草一起，我慢慢长大。
我常常吃惊冰草生命力的顽强，它在地埂道畔，荒山野岭，干崖之上，都能生长，牛羊啃啮，人畜践踏，它都不死。山里人喜欢拔几束冰草，搓成绳，可以捆束麦子，可以打草鞋，十分耐穿。挖出冰草的根，拧成冰根绳，可以负百斤的重物，用来打井水，三两年也不会被磨断。
就像生命力顽强的冰草，在这块异常苦焦的土地上，祖祖辈辈的故乡人，旱不死渴不死，用弯曲的脊梁，拱起了蔚蓝清澈的高原一片天。
近日，一本金枚先生的《陇中名人志》深深吸引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据金枚先生搜罗统计、耙梳整理，通渭在外的教授、博士达50多人，加上在读的博士、硕士共达82人，其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中青年博士、硕士共42人。人数之多，在定西七县区首屈一指。这些英才们，有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有文学评论家、艺术家、画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大展才华，着作等身，业绩骄人。2007年12月通渭籍学者姚檀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而结束了定西籍人中没有“两院”院士的历史，杨子恒当选为英国皇家院士为华人第一人，为国争了光。
《陇中名人志》，翻开了通渭英贤济济、才人辈出的一页，让人激情滚动，难以平静。
为何通渭如此艰苦的生存环境中磨砺出的人们具有那么强大的进取精神？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贾平凹先生在三次深入通渭写就的《通渭人家》中说：“通渭人把能考上大学的孩子称作孝子。”“孝子”的称谓，在家乡是沉得像秤砣一样沉甸甸的称呼，有些人虽是高官，虽是巨贾，但家乡人并不称他为孝子，而考上了大学即刻领受孝子的美誉，家乡人的骨子里就有对大学生的崇敬。贾平凹还说：“重视教育这在中国许多贫穷地区是共同的特点，往往最贫穷的地方升学率最高，这可以看做是人们把极力摆脱贫困的希望放在了升学上。通渭也是这样，它的高考升学率一直在甘肃是名列前茅，但通渭除了重视教育外，已经扩而大之到尊敬文字，以至于对书法的收藏发展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疯狂地步。在过去，各地都有焚纸炉，除了官府衙门焚化作废的公文档案外，民间有专门捡拾废纸的人，捡了废纸就集中焚烧，许多村镇还贴有‘敬惜字纸’的警示语，以为不珍惜字与纸，便会沦为文盲，即便已经是文人学者也将退化学识。”确如贾平凹所言，在我幼小之时，老人教育孩子，不能用脚踩踏有字的纸，特别不能用字纸揩屁股，认为那样做是对字的亵渎不恭。爷爷去世已三十多年了，我记得清晰，爷爷生前见了字纸总要弯下僵硬的腰，小心翼翼地拾起来，然后装在一个纸盒里，爷爷去世后，我们把装着数千篇大大小小纸页的盒子在坟前焚化。爷爷不识字，一字也不识。
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是华夏建业集团的经理，他叫张全虎，在市场经济的风浪里摸爬滚打了近三十年，什么样的苦他都吃过，什么样的难他都受过，作为从乡下进入城市的创业者，他成功了，但成功了的他不忘桑梓，在2004年一次性给母校捐赠一百万元，启动修建教学大楼。那时，我还没有调离学校，听说要捐资修建教学楼，一位在街上开羊肉馆的中年人手攒油浸浸的五张百元票子，放在办公桌上，名都不留转身就走。现在教学楼已经建好，气派漂亮，宽敞舒适，近二十个班级的学生全搬在了新教学楼里。在我的家乡小镇，最气派的建筑是学校的教学楼，最整洁美丽的是学校校园。
我忘不了家乡的冰草，虽柔弱，但给它一块土坷垃，它也死攀住要绽出淡淡的绿意，要是给它一片沃土，它会滋长出一片繁茂的绿草地。把根扎在故乡的土地里，就会汲取憨厚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求实上进、奋发有为的进取意识，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创业精神，会终生受用不尽。
